雪安理|吉普车勾起的回忆

吉普车勾起的回忆

雪安理

世界上，吉普车响亮的声名相传已有84年历史。我要说的一辆吉普车以及所经历的人和事，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凡人琐事的沧海一粟。故事的当局者、旁观者都是见证者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高邮各部门、单位有小车的很少。我供职于文化宫，。一天，副主任陈国松对我说：“我们文化宫剧场虽然在全城数一数二了，但要保持演出不断，必须常外出看戏，把好剧团请来。如果有一部小车，既节约差旅费，又省出了长途奔波的时间，该多好啊。”我说：“想法是好的，现在没有条件买车。”员工李金山说：，能不能把他们的旧吉普车买来？”

在我授意下，陈、李二人去找陶有仁局长，请他把旧车作价处理。陶局长说：“你们再穷，总不能一毛不拔吧。不给一万，八九千还是要付的。”老陈说：“你们新搞了个会议室，我们单位拿一部彩电和一部放相机，跟你们换车吧。”陶局长说：“开什么玩笑，你们那是旧设备了。”老李插话了：“我们彩电是‘松下’牌，正宗原装进口的，放相机是在南京找人买的，也是名牌。”老陈补充道：“我们是以旧换旧哎。”陶局长一直是高邮文艺界的朋友，跟我们相处得不错，经不住两个人的好言劝说，终于表态：“唉，换就换吧，就只当我们支持你们工作的，我跟局里其他领导商量一下吧。”

吉普车到了文化宫之后，在省内外看戏并接洽业务，在城乡各单位送票、收款，成天开得不熄火。我们最繁忙的时候，三天接一个剧团。城内到处张贴“吃有食堂，玩有剧场，电话住宿，3576（电话号码）”的宣传广告，单位工作有了新进展，经济效益有了新提高。

1986年，县换届选举大会在文化宫举行。组织上已找副县长朱延庆正式谈过话，不再连任，另有任用。因为大会充分发扬民主，朱老师被许多代表推荐为副县长候选人，大会秘书处按规定将他列入投票选举名单。我在后台，听监票、计票人员统计选票数据，得知朱老师票数很高，肯定众望所归、高票当选时，望望主席台，没有发现他的身影，连忙跑出剧场，找到驾驶员，拉上老陈，跳上吉普车穿街过巷，直接来到了朱老师的家。三言两语后，朱老师匆匆上车，赶向会场。此时，正宣布副县长当选者名单，报到“朱延庆”三个字时，主持人台上台下，四下张望，不见其人。台下的代表们发现朱老师正步入场内，立刻拍起了巴掌，全场上千人的目光聚焦，掌声雷动，这是全县代表对他的尊重和信任，朱老师感动万分。事后他对我说：“我要是不在场，对不起大会代表。真的亏你！”我说：“如果没有吉普车架势，我无能为力，那将是一件憾事。”

也是当年的一天下午，我从电话里得知，曾经的同事金实秋的儿子放学回家途中，因病摔倒，昏迷不醒，在县人民医院抢救。我放下手中的一切工作，招呼驾驶员把吉普车加满汽油，又带了一桶备用油，直奔人民医院。进了病房，看了看闭着双眼的孩子，向金夫人以及医生了解了情况，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。金夫人说：“文化厅让实秋出差在外，正在联系。”医生说：“我们根据病情已采取了措施，但孩子不见好转。”记得在场的文友一声不吭，不敢插嘴。我提出：“必须请南京专家来邮会诊。”有人说：“派谁去呢？”我说：“我去呀，车子已准备好了，马上出发。”一位女医生说：“明天是星期天呀。”我脱口而出：“不能耽误时间！必须立即走！”她又说：“你不是医生，能把专家请来？”我想了想，说：“请医院开个孩子的病情说明给我，其他事我来想办法。”事后有人说我：“你胆子太大了。”我说：“这并不是我鬼使神差的一时冲动，只要把朋友的儿子当成自己的儿子，自然懂得应该如何去做。”人命关天，刻不容缓。怀揣医院的说明信，我走出病房向停车场跑去。金夫人追着我痛哭，拜托我不惜一切代价快把专家请来。我挥挥手，不敢回头，因为我自己也被她的悲情感染而落泪了。

吉普车行到仪征附近，路边有个老头子拼命拦车。我叫小吴停车，我下了车询问情况。老头子指着一旁的板车说：“上面裹着被单的是我儿媳妇，赤脚医生说她宫外孕，流血不止。打了几个电话给仪征人民医院，他们不派车来。儿子在外打工，我只好用板车拖她到公路边拦车，拦了半天，没人肯停车。”救人要紧，我说：“你抱着她赶快上车!”老头子抱起儿媳妇上了吉普车，又下车，把板车扔进了路边的田里。小吴问：“往哪儿开？”我说：“这还用问，仪征人民医院！”到了挂号窗口，我掏出《乡土报》社发给我的采访证递给挂号员：“告诉你们领导，患者家里打来过急救电话，你们不派车，宫外孕出血弄不好要出人命的!赶快抢救，我有急事要办，说不定还要来采访这件事！”医院里跑来几位医生，用手推车把患者推走了。我自知重任在身，小吉普像一阵风似的冲向公路，直奔南京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找到了省人民医院总值班室。总值班是位年长的女士，一副老干部模样，她看完了病情说明，又耐心听取了我的汇报，还问：“孩子是你什么人？”我说：“朋友的孩子，他父亲刚调来南京，出差在外地。”她被我焦虑、诚实的言语感动，夸奖了我：“对待朋友的孩子能这样做，不简单，我答应你的要求。”随即写了个便条，要我去珠江路找在家休息的专家去高邮，那专家却推辞了。我又心急火燎地坐着吉普车向总值班汇报，她又电话安排家住鼓楼的另一位脑科专家出诊。那人同意了，并立即跟我的车赶往高邮。一路上，我虽然一夜没睡好觉，仍坚持和那位专家热情友好地交谈。专家来到高邮人民医院，他肯定了医生抢救措施及时、得当，但设备条件简陋，必须立即把孩子送往南京。我们的小吉普为抢救突发疾病的孩子争分夺秒，赢得了宝贵的时间，但孩子转院又面临巨大风险。这时，老金已火速从外地赶回了高邮，他站在“二招”门口征求我的意见，我说：“省人民医院已安排病房，专家也同意随车护送，途中又有多家医院，应当毫不犹豫地坚决把孩子尽快送往南京！”他采纳了我的意见。

1987年，我调往南京。离别了相处多年的领导和朋友，也离开了那辆从旧吉普变成的破吉普。

1992年3月，我回高邮闭门修改电视文学剧本《少年李时珍》。有一天去三垛拜访朋友时，一眼发现我曾坐过多年的吉普车静静地停在一堵墙边。仔细打听，是文化宫以6000元的价格将车卖了。我电话向单位领导作了汇报，以原价将车子又买了下来。

到了南京以后，破旧吉普经过修理，整旧如新。随着电视剧《少年李时珍》摄制组成立，小吉普再立新功。在黄山期间，成了导演、摄像专用车，也成了置景、服装的道具车。在拍摄顺利结束的当天。40多位演职员乘小面包、大客车去了南京。我和周导演、美工李乐坐着吉普车选择一条近路回宁。小吉普艰难地爬上了几百米高的山顶，下山时，只见驾驶员甘束手忙脚乱地操纵着方向盘，一会儿摸手刹，一会儿用脚刹，脸色惨白。我问：“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”从来不发脾气的他大声说：“开车时，请你不要和我讲话！”我吓了一跳，心想，小甘今天怎么啦？吉普车下山的速度特别快，小甘不间断地按喇叭，在山上的伐木工人赶忙躲闪到路边。吉普车一下山，就停靠在路边，小甘满脸汗珠，叫醒后座的周导和小李，大声对我们说：“你们不知道，我魂都吓掉了！下山时，手刹脚刹都失灵了，我已准备撞山啦！”我们如大梦初醒，惊得目瞪口呆。从此，四人成了曾经生死与共的好兄弟。

电视剧后期制作是在南京电视台进行的。，临时借用我们的吉普车。这部车刚经过剧组东奔西跑的折腾，又破旧不堪，行驶在繁华的大城市特别显眼。交警挥挥手把车拦下了。司机小甘没有下车，扮演的古月下了车，对前来查车的交警用湖南方言问道：“交警同志，我的车也要检查么？”一代伟人的形象挺立在交警面前，那交警吓了一跳，笑着敬了个礼，“‘主席’，请您上车吧。”

筹备电视剧首演式时，需要一点经费，我们联系了扬子江制药厂，他们答应赞助三万元。同去厂方的有作曲家、歌唱家冯金发，高邮老乡、卫生厅的处长魏鹏和我。办完事返宁，途径六合南行，一个个谈笑风生。老冯说：“唉，人该知足啊，当年在北京检阅部队，坐的就是吉普车！”我也对吉普车的来龙去脉高谈阔论：19世纪30年代，一种顽皮的动物形象，取名为尤金尼吉普，机智勇敢并善于应付各种突如其来的险境且屡屡化险为夷，正是吉普车的写照。1944年6月，二战中的盟军强行在诺曼底登陆时，指挥官都是乘坐此车，使吉普车名声大噪……

大家正谈得兴高采烈，哪料到，行驶得很正常的吉普车突然左拐撞坏了不锈钢护栏，在公路上旋转三百六十度又撞坏了右边的护栏，然后，稳稳停靠在右侧路边。我坐在副驾驶座位上，双手紧扶座前的把手，安然无恙，第一个跳下了车。老冯的腿擦破了点皮，老魏的伤情稍重一点，脖子扭了筋。小甘连忙检查车况，除水箱漏水，表面铁皮破裂，主设备皆完好。我到路边农家借了个水桶，在秧田里拎桶水把水箱加满了。小甘发动车子开到不远处的汽车修理厂整修车辆。午饭时，戒了酒的老冯买了一瓶白酒：“大难不死，庆贺一下吧。”开怀畅饮时，老魏说：“万一出大事了，你们是因公献身，我是请假陪你们的，什么名分也没有，岂不悲哉！”我意识到，这辆吉普车确实老化，不能再使用了。

31年光阴一晃过去了。上个月，我和周导、李乐、甘束在南京重逢，谈起往事，不胜感慨。那辆与我生死与共的吉普车早就失去了踪影，但在我脑海里，因吉普车所涉及的一连串的人和事历历在目，始终没有忘却。

原文刊载于《高邮日报》2018年6月19日副刊